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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首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命运表示关注和同情。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世纪的三个问题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作品正是从这二个方面展开情节，通过冉阿让、芳汀和珂赛特三个不同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示了一幅下层穷苦人民“悲惨世界”的图景。

其次，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进行了猛烈批判。作者在小说里深刻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所以遭受迫害，是因为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维护有钱，有势者利益的法律，法庭不过是“一个拼凑罪状的地方”。法官、检查员、警察则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草菅人命的工具。在资产阶级法庭、法律、执法人员面前，遭受迫害的不仅仅是冉阿让一人，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资产阶级法律的代表和体现者就是沙威，他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冷酷、残忍、毫无人道和反人民的本质。

再次，小说对共和主义英雄和巴黎人民起义进行热情赞颂。在小说的最后两部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描写了1832年巴黎人民举行街垒起义的场面。以热烈的言辞歌颂共和主义英雄推翻七月王朝为自由而献身的英勇斗争。作品成功塑造了安灼拉、马白夫、伽弗洛什老少三辈共和主义英雄的形象。在描写共和主义者英勇斗争的篇章中，洋溢着一种庄严悲壮的气氛。作者赋予这次起义正义的性质，把它看成人民为恢复自身权利的伟大革命，并极力赞颂共和主义英雄，体现出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通过安灼拉的演说，表达了作者对未来一一个阳光灿烂，没有黑暗、愚昧、肉刑，处处都是友爱、和谐、光明、欢乐和生机的新世界的向往。

此外，小说还宣扬了作者企图以仁爱感化、开办慈善事业解决社会矛盾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把仁爱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和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卞福汝主教即作者塑造的仁爱的化身。他生活上自甘清寒淡泊，把主教府邸让给医院，把薪俸用来救济穷人，补贴教员。他反对暴力刑罚，主张以仁爱宽恕待人。冉阿让在以沙威为代表的现实社会法律——“低级法律”的迫害下，由一个善良诚实的人变成一个凶狠粗暴的莽汉，而在卞福汝主教为代表的仁爱——“高级法律”的感化下，则由一个凶狠粗暴、一心报复社会的人变成一个仁慈大度的人；而冉阿让又以德报怨，放沙威逃走，感化了沙威，使沙威天良复苏。通过这些描写作者企图给人们指出一条以仁爱感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以上这些描述反映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雨果的影响，但这些只是作者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在现实社会中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